报社圆我三十年入党梦
·沈惠国
1984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时任温州日报编辑部城镇组组长的朱柏青通知我：“周总找你谈话，你去一下。”我于1983年3月从龙泉调回阔别26年的故乡工作，成为复刊不久的温州日报社的一名记者。领导找我谈话，莫非我做错了什么？怀着七分疑惑三分不安，我敲开了老报社二楼楼梯头周总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
“周总”就是时任报社副总编的周益林同志，党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
待我坐下之后，周总开门见山发问：“老沈，你参加工作几十年，表现一直不错，到报社一年了，工作有激情，有成果，我们都看在眼里。可为什么至今不是党员？你提过入党申请吗？”
这句话，像一枚利箭，射中我内心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搅动我尘封多年的政治悲情。我只感到脑海中先是一片空白，继而是浊浪滔天，欲哭无泪。
我出身于国家干部家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温中毕业时，被“百里挑一”保送到北京空军某部院校深造，后又一次被“百里挑一”输送到空军司令部某秘密基地接受无线电情报训练。其间因我父亲“案”发被判重刑，病故在青海西宁劳改场。为此，我被转回温州地方工作，后又被“下放”到龙泉山区“锻炼”，直至1983年。
我从1954年15岁入团时起，就立志要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我勤奋工作，执着追求，“入党申请书”写了一份又一份。虽然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各种级别的“先进”，而在入党问题上得到的回应几乎千篇一律：“希望你继续接受组织的考验。”我不知自己已被打入“另册”，仍坚信“重在表现”，傻呼呼地一个劲儿要求入党。直至有一天，一位生性爽直的领导挑明了个中奥妙。
那一年，我在龙泉一个区当共青团书记。一个团区委书记是非党员，在浙江全省不仅罕见，甚至近于荒唐。当我被团省委评为“先进”时，壮着胆子当面向这位领导畅诉入党的强烈愿望。谁料这位山东汉子直爽到这等地步——他说：“小沈，上头有明文规定，鉴于你爸爸的情况，你一辈子也入不了党。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了。”
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差一点让我昏死过去。还好，我挺住了，没有从此沉沦。“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在此虚幻信念的支撑下，我继续走我坎坷的人生之路。只是我再不写入党申请书了。我即使再呆，也不会再做此等“神头不灵清”的事。听完我的陈述，周总沉思良久，然后说：“你父亲的案情不关你的事。党委议过了。你抓紧写份入党申请书，交给编辑部党支部。”话语里没有官腔，没有套话，没有多余的安慰，有的只是诚挚和果断。
从周总办公室里出来，我感到心灵深处重新被点亮的希望明灯，同院子里明媚的春光相映成辉，叫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当年12月，在党委派张如友、张锦奎同志到龙泉对我进行“外调”后不久，由朱柏青、诸葛志两同志做我入党介绍人，编辑部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全票通过接收我为预备党员。忆当初参加支部会，我因肩负沉重的家庭包袱，深怕有人提出质疑，故诚惶诚恐，手心出汗。而实际上，我面对的是几十张和善友爱的脸孔。会上，竟然没有人提及我父亲的事，倒是我自己最后作了“与父亲划清界线”之类的表态。
预备期一年。这期间，市委统战部率头会同市检察院、市中院对我父亲案件进行复查，确认属冤假错案。1985年5月9日，市中级法院发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我父无罪。接着市人民政府发文为我父平反昭雪。至1985年12月15日，当党支部大会通过我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时，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已是清白无暇的了。从入团到入党，我整整走了三十年。
温州日报啊，在您完全不能预见我父亲的案件最终能平反的时候，不仅调我进入报社工作，还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生活在如此关爱人、助佑人的大家庭里真是有福！在您即将六十华诞之际，请接受我崇高的敬礼！诚心的谢意！
(本文作者系原温州日报副总编、党委委员，后调任温州电视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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