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绍真
温州日报复刊之初的1980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央新政甫出，民众观念滞后跟不上形势，因此闹出许多复刊趣事来。当时农村组记者张一中就曾因为一篇报道而被吓出一身冷汗。
一天，他到梧埏公社采访，问区长这儿有什么新闻，区长说，新闻没有，茶山那边有个暴发户你倒可以去看看。
原来茶山罗峰大队出花岗岩，多年来队办企业的推销员出去推销业务，钱花了不少，业务却不多。后来他们实行提成制，接来业务可得10%业务提成奖，结果有一个叫贾迪琨的供销员接了40万元业务。按规定他一下子得了4万元提成奖，队里积累10万元，社员各家各户也都分到了钱，人人喜笑颜开，大队、小队(村)干部都说这个提成办法好。
这是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于是张一中便到贾家去采访核实。哪知40多岁的贾迪琨一见记者来了，竟吓得两手直发抖，说话都结结巴巴了。张一中知道他是怕当时有打击投机倒把、飞马牌供销员、暴发户等种种作法，就称赞肯定他说，你不用怕，你是供销专业户，现在改革开放国家提倡这样做。
贾迪琨一听顿时露出笑容来，末了还跑去买了猪头肉等要留张一中吃饭。张推辞说我们记者有纪律不能在采访对象家里吃饭。
一人盛情邀请，一人坚辞不受，贾迪琨的脸色慢慢地阴了下来。见两人相持不下，陪同来的村干部便说，张记者，你不肯吃是否另有原因？你若真的认为他是供销专业户，那你就在这里吃饭，若不是……话说到这份上，张只好留下吃了。
次日，这条消息以“本报记者”署名(当时不署姓名)在二版头条登出。想不到见报第二天还真的出了事。
那天有几个人拿了报纸到办公室来，义愤填膺地喝问：“你们这个‘本报记者’是什么人？人在哪里、在哪里？怎么能这样登？这种做法是什么行为？”来者是温州市花岗岩公司的。他们说：“你们允许这些人这样搞，还叫社会主义吗？我们国营企业业务怎么做？”
看他们如此理直气壮，张一中被吓得浑身直冒冷汗。他心底真的很害怕，倒不是这些人气势汹汹，而是因为他曾被打过右派。他担心如果不符合党的政策，岂不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还好，当时农村组组长蔡育麟正在办公室。他是位思想开放有主见并勇于承担责任的人，见状便出面说：“你们找本报记者什么事？他不在。我是农村组组长，有事跟我说。”他还说，新闻报道不是“本报记者”想登就能登的，是经过报社集体研究发表的……那帮人听他这一番话便无话可说了，张一中也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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