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智库

　　王长明：效能问题与非典型腐败

　　各位好，晚上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效能问题与非典型腐败”。在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一直有“效能问题”的提法，温州在2003年搞过效能革命，2012年出台了效能新政，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我觉得仅仅从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上升到反腐败的高度来解决。

　　说吃拿卡要、收贿索贿是腐败，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它就是腐败。但是办事拖拉、态度蛮横，推诿敷衍，有令不行，这是不是腐败吗？好像他并没贪占钱财，但是我也告诉大家，有一些腐败不贪占钱财，但是对公众利益会产生极大的损害，所以腐败的实质，不在于它贪占了多少钱，而在于它背叛公共委托，亵渎公共信任，滥用公共权利，损害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说的效能问题都应当视为腐败，但这种腐败不像大案要案那样具有典型性，所以易中天称之为非典型腐败。

　　在古代，李鸿章、曾国藩身受其害，非典型腐败害民害官，他们去报销军费也被勒索，他们的做法和措施只能是讨价还价。非典型腐败虽然是沉疴痼疾，但绝非不治之症。

　　香港就很明显，40年前它是贪腐横行的黑暗时代，到现在是全世界的清廉之都。有位记者为了进入《2046》的拍摄现场，给门卫送了300块钱，还有一位大陆的妇女，到香港之后她申请到了公屋，很感激政府，就在感谢信中给官员夹了100块钱，这两个人都被判刑三个月。

　　对于非典型腐败，我们的政府其实一直在治理，徐州用中层干部轮岗来解决这个问题，去年温州纪委监察部门，也查处了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件。但是我以为，用党纪政绩来管非典型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法律的高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非典型腐败中的各种现象，在法律中都有相应的罪名可以来适用，只要他达到这个标准就应该去查处，还要进一步地加强制度建设，但是制度只是术，而不是道。“道”是什么，是我们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腐败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和坚定的态度，这就是“零容忍”。

　　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常常是不能容忍别人腐败，但是能够容忍自己腐败；不能容忍典型腐败，但是能容忍非典型腐败，这就是我们的双重标准，“抓大放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监督政府，没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非典型腐败问题。

　　温州其实是以敢为天下先在全国闻名，我们看到酒后驾驶当年也是“零容忍”，现在得到了很大的遏制。那么我们对腐败能不能用“零容忍”去斩草除根呢？我期待温州能够成为全国应对非典型腐败的“零容忍”标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