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中国三十年的法治之路能达到当前这样的法治水平,能够走完西方几百年的法治之路,总是有它的原因,就从路径的角度去分析。西方的法治国家大体就是两种法治路径,一种是政府推进型的路径,一种是民间引进型的路径。政府推进型最典型的国家两个,一个新加坡,一个日本。新加坡比中国更早的受到殖民,日本大概跟中国差不多时候,美国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这个时候中国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就是洋务运动,你既然是船坚炮利我也来船坚炮利,因为我天朝其他制度都很好不需要变革,我们就选择洋务运动。日本没有条件选择洋务运动,因为大家知道选择洋务运动要有很多的银子,船坚炮利要去买,要去造工厂。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的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而日本没有,日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制度变革,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首先革的就是天皇自己的命,我们讲他把天皇制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然后各项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日本当时走这条路的时候就学习西方的法治,这两条路最后的成败在甲午战争就看出来了。所以中国后来也觉得洋务运动走不通,后来要搞宪政,后来实际上包括戊戌变法也是这种认识,包括清末的法治革新也是这种认识,比如说制定大清律令草案等等。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两者的区别很清楚。
那么,日本它的最高层认识到要搞法治,它的普通民众跟新加坡的一样,由于他是受到中国专制文化数千年的影响,是没有民众民主权利这种意识基础的。所以它也是搞普法运动,由上往下的推进法治,然后唤醒大家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然后这个国家慢慢走向了法治国家,是这么一条路。新加坡也是如此,也是受到专制文化的影响,然后是由顶层往下推的。这个就叫政府推进型法治国家。
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包括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其实一般都认为它是民间演进型的法治之路,为什么?因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代,古代雅典、古代罗马时期,他的民众就有非常强的民主法治意识。所以我们后来看《法理学》的时候,包括西方国家所奉行的那些民主权利、自由的观念,西方国家信奉的权利运行方式和架构,其实你去看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那些专著,在几千年前跟孔子差不多同时代人的论著当中基本上都已经定型掉。所以它的民众对这种民主自由权利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
前段时间有人说看裴多芬的那首诗觉得看来看去这么浅白没啥意思,这个可能跟外国人看中国的“厚德载物”四个字是差不多的,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了我们一眼看去我们觉得内心里那种丰富的厚德载物所包含的意思吧。你看裴多芬的那个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都懂了,实际上你懂吗?我觉得可能未必懂。这就是文化的东西,你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所以他对那种民主自由权利的追求推动了国家走上法治之路,如果说哪个政府、哪个君王专制过于强烈就要被推翻送上断头台,这就是重要的驱动。
而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能够走这么快,有很多原因,我个人的概括,供批判用的,是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融合型法治国家之路。这个中国特色的融合型法治之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推进和民间演进是两大推力,并且这两大推力形成了合力。一方面客观的讲,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我个人认为首先不是来自于民间的力量,首先来自于什么?政府推力。邓小平、彭真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文革,觉得这个国家必须走上法治建设之路,然后国家搞“一五”普法、“二五”普法到现在“六五”普法,接下去要搞“七五”普法,希望唤醒民众的法治意识,希望法治成为我们的国家信仰、公民信仰,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推动的过程,自上而下的。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在不断的勃发,权利观念也在不断的勃发,那么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对国家、对政府的法治建设成了一种推力,比如说那么多民告官的案件。反过来不就推动了政府要走向法治之路吗,不走向法治道路老百姓不满意,党执政的合法性会受到动摇。所以这两个推力合成了合力,因此我们的法治之路可能会走得更快。这是一点,都不太展开来,决咨委的人水平都很高,点到就可以了。
第二,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制度是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建设的三大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我不再不讲。
第三,德主刑辅的传统法制文化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本土资源。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强调中国法治建设走什么路的这批法学家,特别是国家里面特别有影响的法学家,基本上是有西方学术背景的。从美国回来以后说中国要走美国这种法治之路,从德国回来说中国要走德国法治之路,从法国回来说中国要走法国的法治之路,从日本回来也是如此。但是最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中国是有它特殊性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如果说中国选择某一条法治之路,完全撇开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人民对法治、对权力、对权利的认识,完全撇开中国人对这些东西的认识,照搬照抄某一国的法治中国可能会非常麻烦,国将不国,这个判断应该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泰国就这样子,没有进行全民普法的推动,它学习西方的法治模式,你看红三军、黄三军都上街,最后政府军一出来大家都回家去了。它就是一个专制文化,泰国其实跟中国一样是专制文化的国家,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说中国要搞法治建设很重要的一点,既要学习西方法治的成果又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人对权力的认同,包含对公权力认同,也包含对私权力认同,然后慢慢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我觉得中国模式对世界最重要的影响在于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模式之外,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新的一条道路,就是你不那么走也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