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柏东 金丹霞
在新百年新征程中，温州面临着新的时代命题：如何赓续千年历史文脉，推动城市一体发展？如何重塑港通天下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的温州？如何激活重商基因，重振温州经济雄风？
在中国共产党温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刘小涛给出了明确答案：未来的温州将聚焦“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定位，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挖掘“千年文脉”的深厚底蕴，成为文源深、文脉广、文气盛的城市；彰显“商行天下”的独特优势，成为华商华侨云集、创业创新创富的城市；激发“港通未来”的巨大潜力，成为通达五洲、连接世界、活力无限的城市；擦亮“幸福生活”的鲜明底色，成为共建共享、自信自豪、温馨温暖的城市。
新的城市定位在温州社会各界人士中激起热烈反响，人们从不同角度予以解读。上下千年，知古鉴今，在回溯历史中找准时代定位，明确未来方向。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温州要深入挖掘文化积累和丰厚底蕴，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古代温州“千年商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水上交通 通江达海
温州地处东南，通江达海，拥有355公里黄金海岸线；兼备河港、海湾港，水路交通便捷。早在战国，温州就已形成港口雏形。唐时，温州不仅与福州、处州、台州等国内各地水陆相通，而且与日本、新罗等国家海上连接。中日之间僧人、客商常通过温州作为中转。唐大历九年（774），鉴真和尚准备第四次东渡日本时，即打算先由扬州南下至温州，再乘船前往福州渡海。
温州与日本直航，最早见诸文字记载是在唐会昌年间。据日本《安祥寺惠运传》载，唐会昌二年（842），海商李处人花了三个月时间，用楠木造了一艘大船，由日本值嘉岛（即平户岛）出发，经六天航行抵达温州。日本木宫泰彦著《中日交通史》载，开成四年（839）至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珍、惠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
南宋温州水上交通呈现出一派往来穿梭的繁忙景象。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有这样的描述：“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及至元代，温州港口设施日趋完善，城区北门沿江一带筑成“大石堤延袤数千尺”，并建有“以俟官舸”和“以达商舟”的两类码头，分别供官船和中外商船靠泊之用。海船可直达高丽、日本等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国的许多港口。元贞二年（1296）二月二十日，温州人周达观就是从温州扬帆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所著《真腊风土记》描述了他居留当地一年间的见闻。
移民迁入 百工兴盛
温州是个移民城市，历史上有多次人口大量迁入的记录，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6），温州户数四万二千，人口已达二十四万余。人口流动带来不同的文化类型、发达的手工技艺，加之人多地少等地域特点及温和气候，温州成为“百工之城”。丰富的农副产品和精湛的手工艺品，则成为主要的出口商贸物品。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温州设立官方机构“博易务”，专门管理海上贸易。
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政府为提高水稻产量，大力推广高产、早熟、耐旱的占城稻（原产于印支半岛的古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占城稻在温州引种成功，粮食更加丰足，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温州户数四万出头，多于宁波、台州、金华等地（《太平寰宇志》卷九九）。南宋嘉熙四年（1240），知府吴泳到任上奏说温州“户口几二十万家”，已有近二十万户，约有八九十万人。
人口的增加，手工业的发达，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城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贸城市。城内大小店铺密布，诸行百业齐全。熙宁十年（1077），温州商税全年收入达25391贯，略超过已设市舶务的宁波全年商税（其税额为20220贯），也超过福建路的泉州城、广南东路的潮州，达到全国各地平均商税的7倍。绍兴年间（1131—1162）游历温州的中书舍人程俱不由发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席益差知温州制》）的感叹。
宋代港城 “十大”之一
温州港在宋代进入鼎盛阶段，港口桅樯林立，商旅众多。瓷器、漆器、木雕、丝绸、蠲纸等制作精良的手工业产品，大多经水路运销国内东南各省，部分销到国外，可谓产销两旺。大规模栽种的茶叶、柑橘等也销往外地。
南宋时期，温州正式成为官方外贸口岸。设立管理对外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务，成为包括广州、杭州、宁波、泉州等在内的全国十大港口城市之一。同时还设立容成驿、来远驿、待贤驿等，专门负责接待外商、外宾事务。日本、高丽、真腊等国商人纷纷涌入温州进行贸易活动，绍兴元年（1131），温州市舶“全年共抽解一十九万九百十二斤另十四两”。
元代在温州继续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为全国七家之一，被称为“番人荟萃”。这一时期通过温州港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龙泉青瓷和温州漆器，尤其是龙泉青瓷，广销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南非、东非等地，后又延伸至欧洲，辗转世界各地。
明清时期由于实行“海禁”政策，温州的海外贸易处于停滞状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宁波设置浙江海关，下辖温州、瑞安、平阳（鳌江）等分口，标志着温州海外贸易的复苏。白丝、茶叶、药材、纸、笔、墨、纸伞、草席等物产纷纷出口，诸定远在康熙《温州府志序》中描述当时商船云集的景象：“联闽跨粤，航海而至者，风帆云集焉”。
商贸城市 市井繁荣
经济兴盛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多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温州城区功能逐渐完善，形成了“东庙、南市、西居、北埠”的格局。随着商业区和商业活动的增多，原先这种市（商业区）内不住家、坊（住宅区）内不设店肆的“坊市制”被突破，商业与居住逐渐混杂起来。“尚歌舞”的温州，还迅速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顾况有诗句“东瓯传旧俗，风日无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即描述了这种文化交融、市民开心娱乐的情形。至宋代已是“十万人家城里住”（徐照《题赵明叔新居》），城内有“纵横一里”“人群欢会”的“众乐园”“八仙楼”等官家酒楼、娱乐场所（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古迹·永嘉》）。
北宋绍圣二年（1095）五月，知州杨蟠对城内的巷弄重新规划，设为三十六坊。南宋咸淳元年（1265），史宜之任温州知州，又增设了状元、衮绣、祈报、丰和四坊，共计四十坊。坊内酒楼、茶坊、饭铺、浴室、瓦舍、勾栏应有尽有。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江山胜览图》，真实描绘了当时温州街肆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供品市等鳞次栉比，象牙、陶瓷等工艺品琳琅满目，商贩、买家熙来攘往。街头还有背着琵琶和琴类乐器的艺人，有兴高采烈玩着蹴鞠游戏的市民，有围拢来看杂剧表演的行人，喧闹的市井氛围、浓郁的娱乐气息扑面而来。
清代“海禁”解除后，城区复归繁荣景象。郭钟岳《瓯江竹枝词》描写道：“万家城郭海天秋，几处园林任客游。烽火幸留完善地，繁华依旧小杭州。”
一座千年商港的形成，必然是多方因缘汇合的结果。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大自然的恩赐，移民文化、百工文化、重商文化更相互交融形成合力，使温州发展成为四方商家云集、各地商船泊岸、时新货物荟萃的一座繁荣商港。
作者单位：温州市文史研究馆、温州大学
